如果推而广之，是无法组构出一个国家的，也就无法形成宪法。

第四根本法——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是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的独特原则，与第三根本法(资本主义)相配伍。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坐标，《宪法》第31条可被解读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而一国两制可被解释为宪法所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

不平衡的宪法与平衡的政治目的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这是序言中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方式。[27]1981年9月中央已经由叶剑英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叶九条已经包括了往后一国两制的基本意涵。毫无疑问，作为拱顶宪法的那些内容必须适用于香港澳门，而在基本法的规定不同于宪法规定的情况下，宪法的相关内容即不适用。高度作为一个法律用语是一个模糊的形容词，具体内涵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宪法设计。

可见，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面对的问题具有同质性，处理方式虽然不同，但看问题的方法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港澳回归在法律意义上就是纳入国家管辖权范围。也就是说，恪守《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语义范围，有说服力的解释毋宁是：从同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规定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还是客观诉讼可以有不同理解（立法未规定）。

[3]采取相同或类似立场的学者当不在少数（以下为叙述方便，将上述学者的立场统称为消极立场）。[5] 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考虑到本文的语境(对李、成两教授的质疑进行回应),为避免论点扩散,本文此处的讨论将行政诉权等置为原告适格(即,将原告适格理解为行政诉权的本体)。李、成两教授注意到，保护规范理论在德国受到过部分学说的严厉批评，并以此为据，主张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16] 当然,行政诉权这个概念本身,从既存的理论来看,可以有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还是主观诉讼，我国《宪法》未规定;《行政诉讼法》第2条在《宪法》所预留的法律形成空间内，确立了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构造，从而为保护规范理论预留了接口。

保护规范理论以国家对个人人格的承认为观念前提，有普适性，与我国宪法精神并不抵触。其次是经停小区的居民。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引发争议中的消极立场，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A保护规范理论本身不好 A1主观公权利等观念饱受（法式）批评 A2保护规范理论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A3保护规范理论限制行政诉权 B我国不应导入保护规范理论 B1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而保护规范理论适于主观诉讼 B2保护规范理论所立足的法律思想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 C我国应慎重导入保护规范理论 C1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限制行政诉权 C2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已采或应采更为宽缓的标准 上述几种皆为消极立场，但强弱有别。这是上述论断（司法裁量论将使行政诉权相对化）的事情的本质。

[38] 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PPT),第32页指出:德国行政诉讼中利用保护规范理论,是为了解决扩大第三人诉权的范围。但是，该权威解读接着又指出：当然，这里的‘利害关系，也并非漫无边际，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但法院却判示：两者在法律上并无因果关系。正是在君主立宪制下，耶利内克基于国家对个人人格之承认，提出了地位关系（status）理论，为（行政法上的）公权利理论乃至（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理论贡献了基本框架。

最终，司法裁量论的代价是行政诉权的相对化。但是，考虑到类似看法在当下的行政法学界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还是决定予以回应。

在我国现行法下，并不存在排斥保护规范理论的决定性理由。申言之，确立实体法的观念，认真对待行政诉权和依法裁判，对于我国行政法学而言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在电梯劝烟猝死案（被告劝阻在电梯中吸烟的老人，结果，老人情绪激动、心脏病发而死亡）中，[13]劝阻与猝死在物理的世界里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直观上当然有因果关系。[18]关键是这个利害关系属于什么范畴。[25] 马怀德:《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应成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载《行政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2 期。所以小区居民也会认为自己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的确规定了利害关系，但那不过是一个向行政实体法的超级链接。摘要:  与直接联系论实际影响论司法裁量论等既存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理论相比，保护规范理论以实体法规范为依据确定主观公权利，极大地提高了法律实践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并赋予行政诉权以严格的权利性。

[27] 《宪法》第41条位于《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该章各条的内容安排来看，同条可以理解为包含着对行政诉权的规定。但若法院基于这种利害关系认可其诉权，则会导致荒诞的结果：作为一种理性活动，立法者授权有关部门代表共同体许可公交公司开设公交线路，换言之，我们人类发明公交这一手段，难道是为了维持沿线早点铺或报摊的经营吗（公交的目的与公交立法的目的）公交线路、站点的开设与调整，难道可以被沿线早点铺或报摊的经营者所左右和阻止吗？不用说左右和阻止，就是允许其启动司法审查，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公共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但仍然说不尽全面，因为保护规范理论未来还可能遭遇各种不同的批评或质疑。那么，谁对新公交线路开设许可行为有行政诉权呢？早点铺或报摊的经营者是适格之原告吗？在其本人看来，该行政行为事关其生计，当然希望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2）我国行政管理法如《行政许可法》第65条、[32]《城乡规划法》第9条第2款[33]规定了公民投诉举报制度。[32]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因为，哪个可以客观化不言自明。保护规范理论是解决行政诉讼原告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但我们如何构建需要持续关注和及时总结经验。[30] 关于国家法人说,参见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11]朴素地说，即：原告是否与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或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实际影响，只能以我认为来表达。

新公交线路开设后，这些居民的出行将更为方便，否则至少要付出更高的通勤成本。该条的文本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所以，欲将朱教授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怀疑贯彻到底，只能将利害关系理解为既非生活事实，亦非实体法范畴的一个概念，即（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14]但保护规范理论作为一种判例理论在这些学说的批评中岿然不动，恰恰证明其是经得起批评的。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即便这个论据本身成立，我国现行法下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也是难以证立的。那么，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吗？ 李洪雷教授将目光投向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2] 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主观公权利与保护规范理论圆桌会议论文,2019年7月20日于北航法学院(以下将该文标记为未刊稿加以引用);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行政法案例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报告(以下将该文标记为PPT加以引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带有的不确定性毋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可接受的。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其意义毋宁是以盗火者姿态撬开日渐板结的理论土壤，去推动实体法观念的确立，使行政诉权获得更为坚实的权利性、使行政诉讼制度获得更为牢靠的法律性，进而使依法裁判在行政诉讼中逐步落到实处。问题是，《行政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就利害关系如何认定预备一个可一般化的尺度。

这一点甚至无须以上述极端案例来证明。[9] 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PPT),第37页(需要注意的是,李洪雷明确表述此观点是在阐发此页揭示之保护规范理论积极发挥作用的制度前提时);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10-16页。

就此而言，新保护规范理论的代表性论者施密特·阿斯曼（Eberhard Schmidt-A#223;mann）对批评者的回应是有力的：如果仰仗于不从属于规范的‘关系，那么法律安定性（与采用保护规范理论时相比）不会增强，只会减弱。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6-10页有更为详细的论证,详见后述。

而从该条的语义来看，如何从以侵犯其合法权益为要件的行政诉权规定，解释出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看不到逻辑上的可能性。致敬李、成两教授惠允争鸣，本文如果有什么贡献，当归功于两位。